张礼标，华南动物生态与恢复研发中心副研究员，他近日第三次来到银瓶山，与前两次调查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发现这里的生态持续在恢复。
虽然用的是“恢复”一词，但在当前各地发展逻辑上，实现这个已属不易，因为其背后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如何引导地方政府克服“杀鸡取卵”式的利益诱惑，主动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另一方面，如何说服村民统筹安排一个地区的森林发展。
2009年10月，东莞提出了三年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计划，如今已到收官之年。回望这一路探求，林改在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发展森林公园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已产生了一场“核聚变”——由生态补偿机制让利、林权改革机制分利、发展森林公园返利组成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东莞有了将上述两大矛盾一并解决的机会。
1 走出怪圈
坐拥“宝山”却往往陷入经济贫困的怪圈，生态补偿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在罗松茂看来是理所应当，一方面，只有补偿才能真正起到保护效果；另一方面，这体现了政策的公平性。
2008年6月，时任市林业局局长罗松茂向东莞市委提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南面村的荔枝种植正遭受一场“减产”危机。那一年，年初冰灾导致果树迟迟不开花，荔枝产量整整减少了一半。
谢岗镇南面村，坐落在“东莞第一峰”银瓶山脚下，村民多靠种荔枝为生。减产意味着收入骤减，村民看着枯瘦的荔枝花束手无策。但事实上，南面村却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全村共有林地面积3万余亩，绝大部分纳入了银瓶山森林公园范围。为保护环境要限制工业发展，村民只能对着“绿海”望洋兴叹。
东莞市对境内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下达过“两不”政策——不能开发资源、不能利用原料，令其承担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任。这是一项着眼未来和全局的举措，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原始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镇村，往往落入经济贫困的怪圈。南面村81%的土地为集体所有，该村既不能引进工业项目，也不能开采森林资源，因此，其两个特点远近闻名：第一，坐拥“宝山”，环境宜人；第二，坐拥“宝山”，经济贫困。
东莞并非没意识到这一点。1999年市政府按照政策划定生态公益林并实施补偿，补偿金额逐年增加，2010年达到每亩补贴26元，其中省里补14元，市里补12元。因此，2010年起南面村获约48万元的补偿金，但这和动辄过亿的东莞镇村GDP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2008年，罗松茂和谢岗镇党代表胡静曾提出主题相同的建议，建议对划入生态绿线范围内的林地、绿地予以财政补偿。“生态保护区域的补偿理所应当，一方面只有补偿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补偿限制发展区域，才能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罗松茂说。
南面村村民代表刘伟颐种植了30棵荔枝树，他直言：“生态补偿能够提高村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以往村里得自己出钱防火、绿化，环保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忽视。”
罗松茂的态度是，补偿就是保护。“整个社会对生态功能的价值认识要从‘谁破坏、谁治理’向‘谁受益，谁补偿’的理念转变。”罗松茂进一步分析说，大家习惯了享受免费的生态资源，但要意识到，有人在为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受益者要向为“牺牲者”作出补偿。“这一转变，将改变传统的生态资源使用习惯。”
随后，东莞市财政对全市31.8万亩农村非经济林地给予每年每亩100元补贴，总补偿金额为3180万元。每亩地100元，补偿的力度之大、标准之高，远高于国内林业生态同类补偿的标准。依据此政策，南面村每年获得市下拨的非经济林补偿金247.5万元。
东莞市林科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剑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补偿也是为了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没有补偿，老百姓也要吃饭挣钱，他们可能在山里做出破坏资源的事。”这和罗松茂的用补偿鼓励保护是同一个道理。
2 林改甜头
通过林权改革，林地产生的经济效益直接分摊到村民头上。如此一来，破坏环境的行为自动消失，监管部门也无需“严防死守”——保护好森林就是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保护环境在“有偿”的机制下得以实现。
银瓶山曾经满山都是野猪、穿山甲和黄猄，在大量种植荔枝以前，村民要么伐木营生，要么进山狩猎。在上个世纪末，随着封山育林等一系列政策的运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
村民损失的不只是限制发展工业的机会。南面村党支部书记李盘传举例说：“每年收完荔枝后会留下大量荔枝叶，通常村民都是就地烧毁，既方便又留下肥料。但因为建造森林公园严防火源，仅处理枯叶一项，村民每年就要增加很多开支。”
禁烧遭到村民抵触，村干部就反复解释：“国家投了这么多钱保护森林，可能一把火就会毁掉。”在生态补偿制度建立起来后，如何让村民享受到保护森林的好处，如何让他们意识到保护生态是值得的，是当时林业管理者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村民林岩生全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南面村，以前砍柴，现在种荔枝，和银瓶山相守了几十年，都已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他从未想过这座“东莞第一峰”和自己的生活还能有什么关系。
直到2010年4月6日，林岩生突然发现，因为银瓶山的关系自己可以参与分红。是日，南面村村委会举行股东大会，集体林权改革方案在村民的表决后开始实施。按照方案，以后南面村集体林地经营所得70%，将用作村民股份的分红。
2009年10月，东莞市决定启动集体林权改革，南面村是试点之一。全市共有林地面积92.3万亩，改革对象是所有权属于集体的65.5万亩集体林。根据各地林地所有情况不同，林改共有四种形式，核心是均股均利，即在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经村民会议过半数以上或村民代表会议2/3以上成员同意后，可将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经过均股均利等方式落实到农户。这意味着，经营林地所获收益直接发放给村民。
林岩生一家有10个股份，2009年南面村总收入549.8万元，林岩生全家分红3400元。“3400元不多，但这是改革带来的好处。”
3400元只是分利的开始，此后村民的利益将和银瓶山的开发收益直接挂钩，银瓶山就是“聚宝盆”。生态补偿确立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林改则将好处落实到村民头上。
更重要的是，自从村民的利益和环境保护“捆绑”在一起后，保护环境在一种“有偿”的机制下得以实现。以往多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号召村民保护森林，现在用的是经济鼓励，显然后者更具人性化和可持续性。
李盘传告诉记者，过去村里请护林员，很大程度上是防止偷砍树木和上山打猎，但现在村民看到森林带来的生态效益，没有人再去做那些事了。“护林员的职责也变成了防火。以前和现在都是靠山吃山，但内容完全不一样。”
银瓶山护林员称，过去常有一些村民暗藏着砍刀等“作案工具”上山伺机砍树，护林员得留心盯梢，现在却不用了，“山上到处是人，村民也会互相监督，没人再会顶风作案。”
对于村民的感受，罗松茂有自己的见解：“林改树立了村民的环保意识，生态补偿让享受到绿色财富的人付费，林权改革让保护环境的人得到好处，经济手段强化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社会意识，两相作用是一种完美结合。”
3 染绿东莞
2000年至2006年之间，东莞建成六大森林公园。林改使东莞市的“整山”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政府鼓励镇村利用森林资源建设森林公园。2010年，全市森林生态环境效益总价高达51.31亿元。
阙宋来，银瓶山森林公园管理股股长，他尤其喜爱银瓶山的空气，每天吃完饭都会去山上散散步。据他回忆，在银瓶山森林公园没有开发之前，上山的路只是一条小泥路，“当时根本没人来。而去年，上山游玩的人数就有几十万。”阙宋来对银瓶山了如指掌，2008年，一批慕名到银瓶山探险的驴友迷了路，他一听警察描述就知道驴友身在何处，立马率队解救。
林权改革方案以“规模经营”为特色，为什么要对林业进行规模经营？市林业局局长胡炽海给出的答案是，建森林公园的需要所致。
胡炽海说，广东探索出“明晰产权、量化到人、家庭承包、联户合作、规模经营”的林改新路，这非常符合东莞的实际情况！数据显示，全市共有92万多亩林地，集体林地占67.5万亩，其中超过一半的面积已建立免费开放的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联户合作、规模经营使得东莞在保障村民利益的同时继续建造森林公园，在此之前，这项“染绿”东莞的行动已经进行了六年。
2000年，东莞市政府批准建立4个自然保护区和16个森林公园。与此同时，山上造林改变了种植相思、桉树的一贯做法，开始种植乡土阔叶树。对于前者，后者生态效益高，且能保持生态的多样性。
2004年，东莞开始建设大岭山、大屏嶂、旗峰、水濂山、同沙和银瓶山等六大森林公园。为此，市财政投入7.8亿元，相关镇街出资近7.5亿元，市镇两级共同建设。两年后，总面积共303平方公里的六大森林公园相继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六大森林公园平均每年迎接游客达1500多万人。
林改开始后，如同给森林公园的发展打了一次强心剂。于2009年10月下发的《东莞市集体林权试点改革工作方案》明确表示，鼓励镇街通过政府赎买或租用的形式，购买或租用集体林地股权，逐步将属地范围内集体林地收归政府所有或由政府统一经营；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鼓励镇街、村利用森林资源建设森林公园。
朱剑云说，他的许多外地的朋友对东莞的印象是一个工业森林，没想到东莞还有这么多真正的森林。据统计，201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6.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5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6.29平方米。目前正在启动规划建设的南门山、山水天地等10个镇属森林公园，总面积超过6000公顷。
如今，森林已真正成为东莞的生态屏障和绿色长城。“六大森林公园使得市民和大自然的接触不再局限在城市公园里，亲近自然会使市民的文化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朱剑云如是说。
4 再度破局
如今，东莞的林业正面临着新的矛盾，拿到了林业生态补偿的当地仍嫌生态经济发展过慢。专家认为，旧的森林公园配套设施逐渐完善，随着新的森林公园相继落成，东莞的生态产业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可以预见，林业管理者正在酝酿新的破局。
去年9月19日，谢岗登山节的压轴大戏——山地自行车赛在银瓶山如期上演。经过激烈的角逐，香港车手卢小勇率先冲线，成为新一届的银瓶车神。自2004年开始，这样的登山节谢岗镇连续举办了七年。银瓶山森林公园建好后，谢岗镇的生态旅游牌更是打得得心应手。
南面村的林改采用“规模经营”方式，将所有林地集中起来建设银瓶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随着公园的建成开放，南面村的致富空间豁然开朗。从去年起，村集体承包了公园的停车场和游览观光车项目，一年下来进账不少。此外，村民陆续在公园周边开了十几家农家菜馆，除了解决村7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之外，更拉动了旅游观光业的整体发展。2010年，南面村走出了贫困村行列。
南面村看到了商机，但仍嫌步子慢了点。“每亩地补偿100元，这相当于每亩地的产值100元，这实在不算多。”李盘传坦言，村民需要时间来接受政策，“有村民问，‘这里环境这么好，为什么不搞房地产，为什么不搞几百栋别墅……’我们只能耐心解释。”
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的矛盾始终存在，目前在东莞，为保护生态而工业受限的地区为数不少。这是必经之路，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实在太大。朱剑云对这种生态产值给予很高评价：“虽然一亩地产值100元，但这是纯绿色GDP，工业GDP决不能与此相比。东莞去年的生态产值达到50亿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林改完成之后，南面村有望破局。胡炽海告诉记者：“下一步是加快银瓶山森林公园谢岗片区各项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产业。”对于南面村，他建议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生态相关的产业如观光农业、森林公园旅游服务业等，促进当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而近年来，东莞市把生态建设列入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相继提出了建设“生态绿城”、“宜居生态城市”等城建工作目标。对东莞而言，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朱剑云认为，东莞的生态产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方面台湾是个启示，台湾的某些产品，如草莓，可以开发出1000多种相关产品。”
南面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谢岗南面村的荔枝已经成为荔枝市场上的品牌，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庄园经营正在南面村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位长期关注东莞林业发展的观察人士分析说，不少地方的林业改革之路，往往面临一个极其棘手的两难问题：一是如何引导地方政府克服“杀鸡取卵”式的利益诱惑，主动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另一方面是如何说服当地村民克服分山分林的短期冲动，统筹安排一个地区的森林发展的长远规划。如何解决好这个两难问题，考验着当地决策者的智慧与艺术。
“今年是东莞林改的收官之年。”该人士还进一步阐述，回望这一路探求，东莞林改在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发展森林公园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已产生了一场“核聚变”——由生态补偿机制让利、林权改革机制分利、发展森林公园返利组成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东莞也有了将上述两难问题一并解决的机遇期。
以前和现在都是靠山吃山，但“吃”的性质完全不同。如今，李盘传更是有了盼头，“只有生态产业发展了，南面村才能坐吃山而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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